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九届年会简报
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九届年会于金秋十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开幕式在檀传宝教授的主持中拉开了帷幕，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高建华教授和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惠中教授分别代表校方和院方为本届年会致辞。
高校长简单介绍了本校德育原理专业办学情况，并对各位德育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由衷的希望德育知识分子发挥自身独有的智慧，肩负起社会道德培育的责任。惠中教授简单介绍了教育学院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尤其提到了李伯黍先生、古人伏教授以及岑国桢教授各自从心理研究以及德育原理方面对道德教育所作的重要贡献。惠中教授承诺，作为承办本次德育年会的东道主，教育学院会竭尽全力做好会务工作。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吕达先生亲临本次德育年会，说明德育论专业得到了教育学分会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时说明德育专业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认可。吕达先生认为，教育学分会有必要协调和促进各个专业委员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提醒德育专业委员会要把握自己专业发展的最佳时机。他说，德育研究要聚焦五个字，即新、实、活、美、优。分别代表时代性、实践性、针对性、审美性和优化性。本届年会的筹备工作细致入微得到了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班华教授的首肯，他说，历届年会承办单位都很重视，但是本次年会体现了德育人首先就要处处想到别人。同时，他非常高兴本次年会的队伍有所扩大，新老学者齐聚一堂。最后，几位领导均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专题报告一：《关于公民教育的两大基本问题》 檀传宝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檀传宝教授做了题为《关于公民教育的两大基本问题》的报告。檀教授以为什么要开展公民教育以及开展什么样的公民教育两个问题为主线展开报告，跨越时间、地域的多个生动案例使报告内容深入浅出。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我国“政治教育”的两个极端：一是过度的政治化；一是去政治化。他认为，这两个极端都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要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就必须确定公民教育的合法性，消除公民教育的莫名禁忌，正确理解公民教育的意义。他和他的团队通过研究认为，公民教育是教育、德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公民教育意味着教育目的与性质的转变；公民教育意味着教育的全部转型。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首先从公民的概念入手，并区分了公民、选民、臣民、私民以及暴民之间的区别。接着谈及了公民教育的三个途径，即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渗透的公民教育课程；公民生活模式的公民教育。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要重视公民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就是说开展的公民教育既要基于公民的普遍性，保证它是“公民”的教育，也要基于公民的特殊性，保证我们的特色。
专题报告二：《同边促进的师生关系》 刘次林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刘次林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同边促进的师生关系》。刘教授认为以往提出民主平等、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都只不过是一种人际关系，没有教育的意味，而对话的师生关系也仅仅是哲学概念在教育中的简单移用。刘教授所理解的师生关系是同边促进的师生关系。首先，是基于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即教育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教师参与帮助的学习；其次，教师应作为学生学习器官的延伸物，这说明教师是学生本质力量的构成因素。在教师帮助下，从事学习的学习者实际上不只是学生本身，而是学生与教师的合体，是戴上“眼镜”的学生。教师是学生的另外一半，是学生学习器官的延伸物，与学生位处“同边”。那么，同边是什么？促进又是什么？刘教授认为，同边是立场，教师只有站在学生同边，才能使其改变，而站在对立面，则不能；促进是职责，教师通过“同边”转变立场走进学生，然后由内而外地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促进学生成长。
专题报告三：《“文明的勇敢”与教育勇气》 高德胜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高德胜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明的勇敢”与教育勇气》。在报告中他细致分析了勇敢的结构以及现代社会境遇中勇敢的变化。
在谈及勇敢的结构时，他首先从恐惧谈起。他认为，勇敢中必须包括一个否定性的环节，即对危险和恐惧的否定，但是这个否定性环节只是勇敢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此他接着给我们分析了勇敢的第二个环节，即审慎的思考和判断，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思考和判断仅指深度上的，不是指时间长度上的。不过有了这两个环节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勇敢，还需一个肯定的环节，即对善的、美好的价值和事物肯定。
在分析了勇敢形式特征的基础上，高教授还认为，从内容的角度看，勇敢是会受到社会境遇变化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人们所说的勇敢主要是尚武的勇敢，然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尚武的勇敢已经不在适宜，而应该提倡一组统称为“文明的勇敢”。对于这组勇敢，他还从社会具体遭遇做了分析，他认为，面对理性主义，我们要有爱的勇敢；面对消费主义，我们要有节俭的勇敢、面对大众的平庸，我们要有高贵的勇敢；面对政治的冷漠，我们要有公共行动的勇敢。
专题报告四：《中国农村道德教育的正义问题》 孙彩平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孙彩平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农村道德教育的正义问题》的报告。孙教授首先用电影《阿凡达》的情节引入对文化合法性的思考。她认为，在我国存在着两种文明与文化，即农村的乡土文化和城市的工业文化，而且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比例还是前者大于后者。然而，现实的教育却以城市文化为背景，因此，孙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即谁在决断农村道德教育中的善恶观念；为农村孩子设计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农村孩子为何失去了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对于第一个问题，她认为，现实中农村道德教育的善恶观念是官方的；现实中农村道德教育中价值立场是由精英阶层决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她认为，在农村的道德教育中，文明的城市生活成为了农村美好生活的核心话题，而农村生活则被人们所遗忘。对于第三个问题，她从文化编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由于目前教育的文化是一套精致化的编码方式。对于城市儿童而言，由于符合他们的生活，所以给他们带了优势。对于农村儿童而言，由于不符合他们的生活，所以造成了他们多了一个文化编码和适应的过程，这常使得农村儿童处于不利地位，由此丧失了自信。
互动一
首先杜时忠教授对檀教授提出如何重构公民教育生活的问题。檀传宝教授回应道，德育可以划分为直接德育、间接德育和隐性德育。虽然德育有课程，但更为重要的事渗透到空气里的，制度层面的内容。我们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要创造出一些新的观点或理论。学校可以改变的方面很多，校园里面要尊重民主，追求公平正义。
赵志毅教授对于刘次林教授报告中说到的“教师是学生学习器官的延伸物”这一说法提出疑问，指出以学生为主体是个人本位的，教育是社会本位的，教师社会本位成为个人本位的学生的延伸物，这理论上成立，但是实践上不可行，这没有操作价值。赵教授请刘教授谈谈是如何在上师大二附中实践这一观点的。刘教授回应道，上师大附中有一个口号是“以学定教，同边促进”，主张先让学生心中带着问题学，老师再教。先学是了解学生状况的环节，是培养学生的环节，是表现学生学习力的环节，不要变成“先学后讲”，不管学地怎么样依旧照讲。同边是指站在学生的立场。刘教授举了一个班会的例子，说明了教师的目的应该是让学生由内而外的改变。
也有学者提出疑问“教师是学生学习器官的延伸物”这一说法是把学生界定为学习机器，教师成为这个机器的延伸物，那么情感放在那里？这把教育的内涵狭隘化了，这个表达本身的教育学逻辑在哪里？傅维利教授也指出这一说法可能在某些方面好用，但是不同的年龄的学生应该区别对待。刘教授回应道，“物”这个字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也可以包括情感、技能的延伸物，只是不同领域有所差异。
唐汉卫教授认为同边关系是以往师生关系说（诸如平等说、对话说等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刘教授回应道，同边促进关系的核心是把师生的人际关系转化为教育关系。檀传宝教授赞同刘教授以学定教这一结论，但认为也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相同的结论。
与会学者对孙彩平教授的主题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叶飞老师提出如果采取乡土文化的去向，这本身是不是也是不正义？高德胜教授补充道，对农村、城市的判断不应是量的，而是质的。对此，孙教授澄清道，报告并没有说哪种文化有优势的，讲的是现状；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孙教授认为应是生成和选择和开放的。
专题报告五：《“班组串换”德育实验》 徐燕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早在1999就开展“班组串换”，并于2007年实验的初步成果获得了江苏省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十多年来教育工作者坚持不懈，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班组”串换的方法，形成了“串组”“互访”、“走班”三大系列。
在报告中，徐校长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三大系列。串组实验以“共建、共赢、共享”为理念，主要有串组活动、小组建设、小组游学三种形式，通过长线活动和短线活动的设计，从而使串组丰富多彩，小组生活趣味盎然，学生在小组中快乐成长。“互访”即“班际互访”，是对他班建设的一种短期参与，是班组串换德育实验中富有特色和创意的一个做法，主要包括访前活动，访中活动，访后活动三个环节。接下来，徐校长介绍了访前活动需要做的必要准备工作与出访、到访的班级的基本程序。访中活动“出访大使”的主要任务以及访后活动德育成效的巩固办法。“走班”是个体对新班建设较长的参与，主要包括走前活动、走中活动、走后活动。更有趣的是，如果学生想在一个新班级留下，就可以申请“绿卡”，得到便可成为新班的正式成员。
对于“走班”中走访者可以留在新班级里这一做法，引起在坐学者的兴趣，例如，留在新的班级会不会给原来班级的老师带来压力？家长对学校这一做法是否认可？徐校长解释道：这首先要让全体老师达成共识。回顾我们上小学的经历，我们也有想换班级的想法，可是却不能，学生是有换班意愿的。只有教师能够理解学生的想法，也就不会在意学生的去与留。另外，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多接触一些朋友，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班级。所以家长是认可学校的这一活动。
可见，班组串换从学生的欲求与需要出发，其中富于创造的活动与细致的工作环节都给了德育实践工作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正如朱小蔓老师所说：班组串换，机制创新！
专题报告六：《德育必须观照现代人的心灵》 吕东梅
吕老师是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班主任。她向大家汇报了一次班会的开展，本次班会源于自然灾害、生活学习压力等社会背景，根据部分学生表现出的消极情绪，以自主班会的形式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从而逐渐改变人生态度，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
吕老师认为作为班主任，必须牢牢把握教育的崇高性、理想性和社会性，立足“大教育观”，培养“大写人”。要遵循教育规律，使学生澄清模糊认识，理清是非曲直，辨清方向途径，懂得人生价值观并不是游离于身外的虚无缥缈的观念。她还认为关注学生心灵才会发现学生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俗话讲：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既然来自于学生，还得由学生自己解决，所以吕老师认为在德育工作中要让学生自己去体验、感悟，寓德育于生活之中，践行隐性德育。越是淡化被教育者的受教育意识，给与受教育者最大的自由与尊重，就越是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另外，吕老师认为，我们不能再把学生作为一个简单的个体进行说教，而应从社会实际、学生特点和他们的需要出发来确定方法、手段，这样才能真正将教育要求转化为学生内在的信念和行为品质。
休息期间吕老师给大家播放了班会上学生自编自演的小品，给稍有疲惫的午后带来不少精神，报告后，在坐学者都很认可吕老师报告中的观点，即德育工作必须要面向学生的心灵。有学者提问道：为何要采取小品表演，镜头中的平民等这样的形式来开展班会，这与关照学生心灵有多大的关联？吕老师解释说：有些学生被家长、教师、学业控制着，而且中学生的心理叛逆性较强，当发现有的学生出现消极情绪时，仅凭教师找其谈话效果并不好，我想发挥班级体的力量，同学们之间的力量，小品之外的多种活动形式去影响有消极情绪的学生，这样的效果更好。
专题报告七：《以德育答辩制度为载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高鹏
北京理工大学2003年开始在本科毕业生中尝试开展德育答辩工作，经过7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迄今已形成了由新生入学教育到毕业生德育答辩全过程德育教育体系，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载体。
高老师首先以一个普通的学生的不凡的成长经历引出德育答辩制度的意义与作用。高老师介绍说德育答辩是一名学生通过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等环节，在四年成长经历上对自己的人生不断规划、修正、培养、审视、总结和提高的全过程，使之逐步形成健全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是对成长成才的全面检验。主要包括德育开题、德育中期检查、德育答辩。德育答辩的辅助性材料包括有一本“教科书”、一堂“德育课”，一次“深度辅导”，一个“德育版块”、一名“德育小导师”，一本“成长手册”。德育答辩取得的成效可以概括为： 对学校来说：完善德育评价体系，检验德育实施效果； 对教师来说：把握学生成长轨迹，有效开展教育工作；对毕业生来说：构建审视自我的平台，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借鉴学长经验教训，提供今后成长参考。
专题报告八：《品德教育的意涵、实施原则与现况》 林彦廷
台湾铭传大学研究生林彦廷做了《品德教育的意涵、实施原则与现况》的汇报。首先，他对台湾铭传大学和沈庆珩教授的进行了简介。他从一则小故事入手，在梳理中西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品德教育的意义在于借由教育的活动使个人正面的人格、品行或道德特质得以鼓励、强化与发展，其核心价值包括公民权利、爱国精神、尊敬自然环境、尊敬创造者、尊重他人、自我尊重等六大类。他还详细论述了学校实施品德教育应掌握的十一项有效原则，如品德的定义应全面的包含道德生活中认知、情感、行为层面；有效的品德教育需要运用深思熟虑的、事先策划的、积极主动的以及全方位的方法以提升学生的核心价值；学校必须成为关怀的团体等。
林彦廷结合台湾当前在实施品德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家庭结构改变以致品德教育功能不彰、九年一贯课程未能真正落实品德教育、不良电视媒体与网络内容对品德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他提出品德教育的改善与推动应有家庭、学校、媒体、政府相关单位等各方面着手进行，家长宜体认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关心子女观看电视及浏览网络的内容、与学校老师配合参加亲师沟通活动，九年一贯课程宜作更深入的探讨。
专题报告九：《2-8年级儿童的责任心发展》 李丹教授
李丹教授对2-8年级儿童的责任心发展问题做出了探讨。她通过情景故事法分别对儿童的自我责任心、社会责任心、环境责任心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责任心的认知判断与行为倾向之间一致性程度较低，而行为倾向与情感体验之间一致性程度较高；责任心归因可以分为权威取向、自我取向、认可取向、成本取向和原则取向五种。同时她的实验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责任和社会责任归因中的权威取向比例下降，原则取向比例上升，环境责任归因中成本取向比例下降，原则取向比例上升。她特别指出的是相比较1985年的研究，责任归因中的成本取向是以前所没有的。最后，李丹教授对此结论尤其是成本取向的出现以及权威取向和原则取向的分布变化作出了分析，认为这和当今功利性价值取向的盛行、独生子女现象的普遍以及家庭教养方式有密切关系。
专题报告十：《通过诊断提升学校德育的品质》 班建武博士
班建武博士汇报的主题是通过诊断提升学校德育的品质。首先，班博士论述了学校德育问题诊断的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提升德育工作的品质，增强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催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其次，他指出学校整体生活样态是德育诊断的出发点，德育诊断以问题的揭示为方向，以学校自身的变革为着力点，以切实改进德育为最终目的。他通过深入的实践研究，探讨了德育诊断的内容，并细致思考了在德育诊断中发现的问题。他从德育管理、德育活动、德育课程、德育要素以及学校文化五个层面论述了诊断发现的问题，认为问题的总根源在于“应试综合症”，并给出了确定一个理念、实施两大战略以及相应的一些建议。
互动二
首先魏贤超教授对李丹教授提到的对责任心的5个取向的划分提出质疑。因为按照科尔伯格的理论，成本取向应该是第一水平第二阶段，认可取向相当于好孩子阶段，应放在前面。李教授回应道，排列并非按年龄来划分，是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的归纳和总结。魏教授建议，这几个取向应有一个逻辑依据。傅维利教授也就李丹教授报告中情境故事设计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随后易连云教授对于林彦廷提出两点疑问，一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融合，二是近些年来台湾对于品德发展中的不良现象是如何做的。林先生回应：台湾一直很注重以古鉴今，多阅读，也在其他方面做出了尝试，比如说是否要把品德课重新拉回作为一门正规课程。
小组会议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小组讨论分两场于17日举行，分别由赵志毅教授和毕世响教授主持， 与会专家学者45人。讨论围绕德育理论前沿、德育课程改革、德育面向危机等主题，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8:00——9:40 主持人：赵志毅教授
会议伊始，王啸教授和唐汉卫教授分别做了《论道德教育的意义功能》和《教育改革中的逻辑》的报告。王啸教授的标题揭示了道德教育功利化，远离了人内心的感受。他把德育和公民教育在区别中来把握，公民教育不一定要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但道德教育涉及公共和私人领域，关注人的心灵和幸福。他的论文思路清晰，先是精神生活特质的重申，然后用实证语言界定概念，最后从德育功能角度上引发大家的思考。唐汉卫教授论文主题来源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教育的诸多反思，改革中高度自觉的活动需要把握原则，遵循规律，改革的动力、条件、机制、代价等都需要反思。教育作为自觉活动，是有逻辑的，是市场的逻辑、行政的逻辑、学术的逻辑、人性的逻辑、科技的逻辑、官僚的逻辑等诸多逻辑博弈的结果。而如今的改革忽视了三种逻辑：一是教育的主体性和超越性之间的逻辑，这是教育的本体性逻辑，教育的技术化、市场化、行政化是对教育本体性逻辑的僭越。二是时代性和历史性逻辑，这是实然逻辑。三是文化性和民族性的逻辑，这基于教育的空间、内容和深度。唐教授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更多成了西化的过程，教育未来改革应从外延走向内涵、从规模走向质、从对西方相对片面的追随走向本土化。最后谈了教育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问题，即多元和一元的关系。
王啸：以人为本怎么就是西方的了？
唐汉卫：改革开放的30年是追寻现代化的，但是，是西方的现代化。制度层面，尤其是班级管理方面很多都是借鉴西方的。以人为本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是有明确的文化线索和历史发展脉络的，但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就是关系，从上到下的关系，即使是学术也要服从权力。
高德胜：教育的专制揭示了一个问题，表面很乌托邦，现实很赤裸裸，这是两个逻辑。教育改革的独立性缺失，我们往往是被改革，什么时候才能有内在本身的改革？
唐汉卫：同意。我是从宏观层面思考的，在我看来如果说改革是内生的其实也是错的，它应该是各种逻辑博弈的结果，各种逻辑间应存在着某种张力。
易连云：应试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应试教育都是要加强的。中国的以人为本和西方的以人为本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人”，从个人的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中国的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中国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不是独立的个人。西方的以人为本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应顺着中国人的思路去做。中国的每个思想家都是先强调做人再强调做事，从改革开放以来，都在强调培养人。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应切切实实抓德育，从小培养学生的品德，如学习孟子、孔子的思想。中小学老师不能走捷径。现代学生欠缺传统思想。我们没有西方文化的根源，不要盲目崇拜西方思想。
檀传宝：对人的尊重，中西方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老庄思想与西方的思想是有差别的，我们中西方应该求同存异。
郑航：我本次年会提交的论文是《现阶段中小学思想品德的现状及教育对策》。就中国理论建构而言，要参考西方，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价值内求，西方价值外求，中西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结合自己的调研，发现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知行分离、情理相混的现状，与当下的教育生态有密切关系。当代中小学德育改革需要着眼于加强德育问题诊断、提升学校德育实践力、改良学校内外环境等方面。
李太平：教育应回归社会实践，德育研究到底干什么、谁来研究、应该用什么途径？应坚持理论与实践想结合，回归社会实践。
薛晓阳：请问郑航教授，德育如何面对时代发展状况的问题？怎样设计道德教育的标准？怎样设计资料去做道德调研？如何建构主流价值观？
郑航：调研目的是为了政府做决策，如果作为一个专题的话，面不够大。预设立场都 有的。
刘次林：问卷是个好的方法，但关键是如何理解问卷的主题。如，郑航论文中提到的游客着日本皇军服在景点拍照的行为不足以证明其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可能只是为了娱乐，这反而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就是要考虑问卷设计的效度问题。
高德胜：问卷的结果（小学生19.6%、初中生22.3%、普高生19.4%、职高生26.5%对游客穿军服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恰恰反映了学生缺乏历史敏感性，体现了对历史的无知，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怎么会毫无感觉呢？
檀传宝：军旗服饰与皇军服都有特殊含义，它们都导游明显的历史符号。
郑航：我赞同檀传宝教授的意见。
薛晓阳：日本现在有种游戏，是日本人扮演成皇军，手拿刺刀杀死村落中的中国人。
高德胜：道德教育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很复杂。结合我自己书房做学问的感受，我感觉现在的这种范式大多是被动的无奈的。我反思陶行知那一批教育家用行动来做教育研究，但这种方式现在是不具备的。刘老师现在有机会到中学当校长，是刘老师改变现实还是现实在改变刘老师？我国的教育领导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行动式研究是很困难的。看苏格拉底的行动研究，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种典型的行动研究。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教育领导权发生了转变，从50年代教育领导权从信奉自由主义学者如陈鹤琴等手中转移到政府，而作为一名教育者再采用行动研究是不可能的。
王啸：那这样的国家还值得爱吗？
高德胜：一方面我们是被逼到书房做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国家，关于我们的民族，而不是关于我们的个人。我们思考的主题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的立足点还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对中国社会教育现状的体悟。我们的“操心”无法用行动表现出来，只能用理论研究区表现出来，并不是我们躲在书房里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李太平：谁有资格做研究？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叶澜老师提出“教育研究是事理研究”，教育研究要证明事情的合理性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教育研究要区别于自然研究与人文研究。
郑航：教育研究是分层次，分种类的。
魏贤超：大家的研究都很认真，但是我们处在一种无奈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一种更好，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种。在品德教材里面存在汉族中心主义、东西部差异、南北差异、城市农村怎样融合的问题。昨天孙彩平老师讲到城乡德育差别，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一次德育教材的大型论证会上，有学者提出要编中部版和西部版，农村版和城市版，我当时就表示不赞成。农村和城市到底怎么融合，在我们的教材里也是一个问题。处在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人要相互接触，但是我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们感觉非常无奈。德育几百年来并没有在公众理论家心中被重视，因为现实中就是这样，压在头上很多东西，一两百年我们深信的教条如“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学校里智育占到了70%到95%，现在我要求把它砍下来，减到40%，行不行，班老师？
班华：可能分数就是力量，现在智育抓了，但没有全面抓。
檀传宝：智育第一与社会大生产有关，这是全球性的选择。
魏贤超：在文明初期，体力就是最大的力量，发展时期，智力是最大的力量，希望道德是最大的力量。
班华：做只在可能的范围做。理论上说清楚很重要。现在并没有真正抓智育，制约教育改革的因素太多了。
唐汉卫：教育改革是利益、行政逻辑等在决定。
班华：教育是被改革的。许多逻辑都是智育的。学生、班主任、校长、教育局长、教育行政官员都希望升学率提高，这是人心所向，我们工作的意义在于我们自己有意识。现在也存在很多教育的很好的家长。郑渊洁就是个例子。
高德胜：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是相匹配的，是同构的。
班华：同意高老师的观点，教育受制于政治。
檀传宝：智育是过了，但有其必然性，智育做好了的话，对学生的心理比如成就感有帮助，可以为德育创造时间和空间，有正面的意义。
班华：道德的发展要有一定的智力基础。
魏贤超：我赞成檀传宝老师上述所讲，认为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我质疑檀老师是在论证“智育第一
班华：我举个例子：学生学习英语翻译，老师帮其逐字逐句地修改了。从这一过程中，学生既得到智育的培养，同时又学习了英语老师认真的精神。这个例子说明在学习过程中是可以实现“智育促进德育的”。
10:00——11:30 主持人：毕世响教授
毕世响：上半场我们谈论了坚持理论与现实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站在德育学科的立场上说话，怎么回归德育学科的本身？这是我的一个疑问。三十年来，我们的德育可能没有在根本上建立起德育体系。此外，德育学科给了人什么知识？道德和知识的关系产生了脱离，这是我一天半以来开会的感受。此外，请没有发过言的老师和各位研究生积极发言。
班华：教育本来不分德智体，应该延伸到教育整体来认识德育。教学是关于德智体美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智育做得好的话，其中都包含了德育培养，问题是怎么做。我不反对追求升学，但我反对片面追求升学。
易连云：智育本身就是德育，知天达地才能做事。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按照自己文化的逻辑，教育才会做得好一些。
赵志毅：我对檀教授昨天的报告最后一部分有疑问。您前面批判国家公民教育纲要，认为纲要没有实质内容，是完全的道德教育，最后又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有前后矛盾之嫌。公平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喊全盘西化？西方民主不是西方专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檀传宝：全盘西化是不符合公民教育的，如同昨天孙老师谈到的问题：农村的孩子没有自尊心。农村文化有落后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城市化。我们做公民教育的人，作为民族文化的一员，应该考虑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学习西方”中“西”字实际上是很难界定的，西方有那么多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本国公民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全盘西化”这一命题是无法实际操作的。具体的“西”表现在哪里？
王啸：“西”是种观念，纵观近现代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好的那些国家，他们特色不同，但何以都被称为民主国家？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赞成高老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但我个人认为，对于西方文明，还是应该少批评，因为我们缺乏批判的资格。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学习西方怎样把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在制度上进行保障。
檀传宝 ：我们所说的学习西方精神是指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部分。
魏贤超：举个例子，建高铁和城市规划中，有人坚持不肯拆迁。从西方角度看，这是自己的权利，在中国则走不通，因为它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人人都不拆迁，就没有了中国的建设。西方讲个人权利自由，中国讲公平公正。回应王老师的说法，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实际、现实。我不赞同赵老师全盘西化的观点。中国13亿人中有8亿农民，全盘西化只会一团糟。
易连云：我只是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方面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养性。
魏贤超：我认为我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平等、公平和自由的问题。
毕世响：每次开德育年会都是那几个声音，这是不对的，研究生要抓住机会发言。
尹寅：我和同学在讨论中日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一个中庸的话题，智育和德育肯定是要的，但不能太过。
杨文浩：我主要汇报一下我的论文《从传播学角度看德育课程中的若干问题》。其中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当前德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二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当前课程存在的主要矛盾：教师与学生的矛盾，教师和学生与教材的矛盾；三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德育课有效性的提高：在德育中树立新型师生观，在德育课程中传播媒介的选择。
章乐：谈谈我参会的感受。我们本届年会主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但是这二者在我看来好像不能对话。理论学者与实践老师是有差异的，批判性思维和务实性思维的差异导致二者难以沟通。理论能否成为实践，能不能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对话？我想请教各位学者。
毕世响：这个理论不是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思想意义上的概念，现在说的理论和实践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
杜时忠：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相关文章，指出过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对话的艰难性。从静态角度看，理论是抽象而普遍的，实践是丰富而复杂的。理论讲的是普遍现象，是有很多要素构成的系统，中间环节和过程需要技术。从动态角度看，实践工作者学习理论后进行结合，理论要被实践所掌握。我们忽视了二者的关系和具体过程的复杂性。其实我国教育实践不是靠理论来推动的。
高德胜：古希腊语中理论的词根是旁观的意思，这是它最开始的含义。人类知道生命是短暂的，而且追求永恒。理论体现了对永恒的追求，并非所有的理论都会指导实践，有些是围绕理论的理论。理论和实践的交叉、对话，有其特殊难度，这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和其本身的隔阂。直接指责理论工作者也是不合适的，有的时候真的想走向实践是不允许的，就像刚才说的，教育的领导权在行政者手中，权力一句话比十篇理论文章更有用。这要搞清楚。
姚君：各位老师大家好，我的问题源于自己的一次同情心上当经历。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碰到一些诈骗的事情。社会存在见义不为，或者见义勇为却又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对于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有勇气去做，学校应该如何培养学生勇敢精神，我们德育工作者对于解决这一现象问题可以做些什么。
杜时忠：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做好人前要思考自己有没有做好人的能力，毕竟，做好事要付出代价的。
易连云：我们的教育要教会学生如何判断。
杜时忠：是的，我们的教育首先要让学生不能丢掉做好人的信念。其次要提高学生的判断力。
李佳：做好事虽然存在不可信任、欺骗等现象，但是正如在一起网络自杀视频事件中，一个警察所说的：“万一这件事情是真的呢？”。智育表面上切实可行，并可以通过分数进行考证，但是应用到现实的地方很少。德育却不能简化到这种评价层度，表面不能得到立即的检验，但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实践。在德育领域教育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我们有时间、机会和耐心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苏志磊：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提出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时候。知识是什么，必须搞清楚它至少有两个源头：易老师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源；从西方角度则不得不提到柏拉图，他更多从伦理学角度讲到善、真和其的演化。从西方到中国的维度看，至少经历了两次变化：资本主义兴起时培根、斯宾塞时期和中西文化冲击时期。听到高老师讲到书房里思考的问题，现实中却无法做到的话题，我就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是不是知识分子缺乏了民族、国家情怀在里面？不管智育还是德育，是不是可能教育是什么还没搞清楚。书房里思考的东西是不是有必要？生命有限，人类的历史是无限的，是不是应该站在历史上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这些情怀还是很重要的。班老师提到政治和教育的关系。教材中强调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我思考后发现，教育不是一种纯粹性的东西。这是教育历史性和现实性问题。教育最根本的是教育不存在纯粹性，也不是世俗的东西，它是混合物的，随着历史向前发展。
高德胜总结：感谢教育学院刘次林老师和他学生对本次大会做出的贡献，他们都很优秀，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下面请东道主刘老师说几句。
刘次林：我想到孔子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忘记了来自何方，在这里都觉得愉悦。我代表研究生们，向各位老师和学者表示感谢。
高德胜：下面请下一届年会举办方易教授讲话。
易连云：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保证办好下一届德育年会。欢迎大家到重庆，我们一定提供好服务，为大家交流提供方便。
班华：德育是个大难题，感谢主办方的周到，大家都很积极。研究生不断地成长，在这一过程中也体现出来。会议中有争论，是友好的争论，大家对于现今德育问题，在理论上、思想上谈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不同，这是学术上的交流，这种围绕理论和思想的争论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