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与中国人的精神基础重建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论学术委员会第22次学术年会综述

2013年11月9日至10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学术委员会第22次学术年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24个省（市、区）的7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230余人与会，就“道德教育与中国人的精神基础重建”的若干论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期间，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大学的檀传宝教授当选为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的理事长。杭州师范大学赵志毅教授、浙江大学魏贤超教授、西南大学易连云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杜时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黄向阳副教授继续担任副理事长，辽宁师范大学傅维利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戚万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高德胜教授被增选为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王啸教授被选举为代理秘书长。

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技术时代呼吁道德教育的回归

与会者认为，泛滥的现代科技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在逐步取代人们自我反思与实践能力的同时，正一步步摧垮人们的精神大厦。有学者提出，现代科技作为“第三只眼”控制人们向外看，让人无法向内看自己。而现代教育趋向外在化和客观化，也推着人远离自己。教育具备安顿人心灵的潜力与可能，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型，照亮人回家的路。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教育应该在反思中慢行。我们需要对科技与教育的关系观来一个否定之否定，把教师、学校和曾经的真正的教育找回来。有研究者指出，技术革命的勃兴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为了维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教育应当追问“我是谁”、“我们是否与他物存在差别”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区别于他物”，由此实现人类灵性的复归。在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人类的经济利益与环境道德的关系逐步僵化。对此，有学者提出“生态道德教育”的主张，强调生态德育对实践和德育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

与会者的主要论域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网络为主的娱乐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其背后的慈善和人道主义值得考量，为此呼呼以责任认知为核心的个人道德复归；第二，技术时代引发诸如“消费至上”和“娱乐蔓延”等多种态势，其产生的“索取心理”、“惰性思想”等思想情绪对儿童的价值世界造成不良影响，期待社会给予儿童新的价值教育；第三，现代性凭借自身高举的理性、自由的普世性核心价值优势，正逐步演变成世界性的主流趋势，而在此境遇下道德教育使命却仍待探明。

二、道德教育应着重培育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与会者认为，我国的公民教育实践试图在重建公民德性和公共精神上力挽狂澜，但却偏离了公民教育应有的基本精神，失落了公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和主体，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趋势并未得到缓解。

有学者提出，国家观念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石，中国社会要在全球化中形成自己的道德神学——活泼的人与生动的国家。也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专制政治的历史传统，人们没有关注和反思国家道德或“国家的善”。尽管国家是道德主体，但教育学宜把国家作为认识、反思、警醒的对象。

有学者基于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立场，从“新民德”与宪政国家的建立、“新民德”以定国性的教育立场、现实取径和未来走向等四个部分陈述了梁启超关于“新民德”以定国性的基本思想。还有学者通过书信的方式虚拟雷锋同志与胡适先生的对话，揭示出两位伟人在集体或个人、工民或公民、控制或自由等个体核心价值追求和精神取向上的差异，指出应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设置公民教育的目标。

三、建构现代人的精神基础需立足于中西传统文化

与会者们主要就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德育的启示、近现代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及重构、中西传统文化德育范式的比较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重构等方面探讨了如何立足于中西传统文化建构现代人的精神基础这一论题。

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应该将中国人的精神基础建立在人的时间观念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够发现自己所在的传统及文化的意义，并可以避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怪圈。也有学者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著作中探究道德情感之——羞耻感，对羞耻概念的意涵、构成要素等作了深入思考，而其羞耻感的德育启示为个人品性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借鉴。有学者梳理了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的“富育思想”，认为其包括如何看待、如何使用、如何创造财富的教育。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当的财富观引起的问题十分严重，小原国芳富育的精神建构、富育的美学思路、富育的劳作策略等有助于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与会者认为，儒家的直、孝、俭、义利观等诸多思想，道家的“同情”思想都应该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被进一步诠释，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教育所吸纳。有学者提出，“儒家学派”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创立的以“仁义”为本的中国伦理道德型教育世代相传并推动着中国人的精神建设。还有研究者对中国近现代德育的现状进行深刻剖析，发现德育在处理社会价值与个体取向、时代趋势与传统精神关系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有学者还认为，作为我国道德建设史上重要的政策概念的“集体主义”原则也应还原其本来面目。

四、发挥学校在重建中国人精神基础中的主渠道作用

与会者认为，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更对当代中国人精神基础的重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渠道作用。

有学者认为，在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训练时要让他们同时获得感性的道德体验和理性的道德知识，将道德教育的实践和道德上的理性思辨相结合。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讨论了道德智慧培养的意义与局限，认为道德智慧存在于主体和结构之间，即明确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可为与不可为。

学校德育在塑造国人精神的过程中不可忽视教师和课程的地位。有研究者描绘了教师的日常生活。面对现代学校日常生活的异化，教师行为应服从于教师之“道”——在“修己”中“育人”。也有研究者认为，德育课程要重视“问题教育”。而由于种种错误的认知，目前学校的德育课程存在轻视或忽视“问题教育”或“反面教育”的片面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应在中国人精神建构中发挥应有的奠基作用，道德教育应当在精神上积极引领以“技术时代”为重要特征的当代社会发展。本次年会以“道德教育与中国人的精神基础重建”为主题，对于破解道德教育的时代难题、加强道德教育学科建设都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供稿）